杨扬连任世界反机构副主席。11月18日深夜,一条好消息从加拿大蒙特利尔传来: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扬成功连任世界反机构副主席。

对于杨扬来说,这是对她首个任期工作成绩的认可,但同时也是一份责任。“挑战还会有很多,但我相信团结的力量。”她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

回顾首个任期的工作,杨扬坦言既有挑战、也有收获。尤其是过去三年,世界反机构在组织管理体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提升,在教育与运动员权益保护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与此同时,她对于青少年群体的重视也将一如既往:“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意识,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做一个真正的冠军。”

时至今日,杨扬还记得最初得知自己成为世界反机构(WADA)副主席候选人的时候,内心的那份忐忑。

2019年5月,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名杨扬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代表,竞选WADA副主席一职。对于杨扬来说,这是一份全新的挑战,就像她自己所说:“是特别大的一份荣幸,同时责任、压力也非常大。”

事实上,早在2003年WADA首次设立运动员委员会的时候,杨扬就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不过那时我是刚刚开始接触国际组织,对工作充满好奇,一边学习、一边参与。”杨扬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即便多年前就参与过该机构的工作,但为了准备竞选副主席这样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她拿出了自己120%的努力。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这个组织从原来相对简单的理解,变成更深入的了解。”为此,杨扬在2019年11月正式竞选之前,多次列席了WADA的各种会议,恶补相关知识。

同时她也遵照WADA的规则,辞去了在国际奥委会、国际滑联、中国奥委会担任的一系列职位,作为独立人参与竞选。

2019年11月7日,杨扬在波兰成功当选,承担起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新角色。

虽然中间有疫情的影响,线下会议减少了很多,但在网络等方式的帮助下,她依然尽一切可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并深度参与了东京与北京两届奥运会的反工作。

“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应得比较快的,WADA专业的管理团队以及不断升级的组织管理体系,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她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我们的目标是捍卫体育的纯洁性,就像一个卫士一样,因此每次遇到有人试图违规、挑战规定,我们肯定要站出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面对一些质疑和挑战,甚至有人把它政治化。”

“我个人觉得,面对这些挑战最好的办法,是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专业性、透明度,以及更加快速的回应。”杨扬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正如杨扬所言,公平公正是一家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不断进行管理机制提升,强调透明度的原因。”

谈到自己在过去三年工作中比较注重的领域,杨扬提到了两点,一是运动员权益的保障,其次就是反教育工作。

对于前者的关注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冬奥首金的获得者,杨扬一直认同自己的“第一身份”就是运动员:“反工作,首先保障的是公平竞赛的运动员的权益,这是永远不会变的。”

如今,WADA在运动员权益保障领域的确有了令人欣喜的进步,比如在内部话语权上,运动员委员会从12个人变成了20个人,进入理事会的人数也有了增加,同时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成为执委会成员,可以在更高层面上拥有发言权。

“包括所有的下属委员会,也都有运动员代表在里面,参与了整个WADA的运行管理,各领域都有了运动员的声音。”

与此同时,WADA还进行了监察员项目,为那些没有足够团队支持的运动员提供反相关的帮助,以免费、快捷、专业的方式,辅助他们解决问题。

而在反教育上,进步同样肉眼可见。据了解,教育预算从2019年的94万美元提高到2022年的280万美元。运动员和教练员在线上教育平台ADEL也有全球140多个体育组织注册,平台用户超过10万。

“因为我本身是运动员,我了解教育对于运动员的重要性,包括运动员权益,这都是我从内心中很强烈想要去做的。”杨扬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而在新的任期内,她还将继续在这些领域发挥能量,比如推动出台运动员随行人员教育和相关行为准则。

“运动员成长在相对封闭的环境,身边人员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比如教练、家长等。如何去让他们理解反工作的重要性,让他们正确地支持运动员,尤其是未成年运动员,这非常重要。”

“因此除了增加对运动员随行人员的反知识教育,还要制定相关规则,对错误、甚至恶意的影响给予震慑和打击。”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WADA副主席,杨扬也会特别关注中国体育界反工作的成功经验。

比如北京冬奥会期间使用的干血点检测技术,就是由中国团队主要参与研发。除此之外,上海也在申请继北京之后中国的第二家反实验室。

“一个国家有两个实验室,足以说明我们中国对反工作的重视。”杨扬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事实上,中国反工作的亮眼成果还有很多。比如上任副主席前还在列席参加会议的时候,杨扬就曾在会议上介绍过国内运动员的准入机制。

“除了专业体育比赛的选拔机制之外,国内运动员想进入全运会、青运会、省队、国家队级别的比赛,还必须通过反知识的考试,这种准入机制让每个运动员都了解反相关的规则和职责。”这样的制度,让国际反工作者都颇感兴趣。

“中国有1700多名经过认证的反教育工作者,从国家队到省队,再下沉到更基层。教育工作不单是给优秀运动员,也要下沉到年轻运动员,这些我也会在会议上给国际同行们推荐,他们也都很感兴趣。”杨扬说。

在杨扬看来,对于青少年运动员群体,反教育工作尤其重要,“让他们认识到的危害,树立做干净冠军的信念,这样未来遇到风险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加冷静地坚定自己的目标。”

而除了价值观的培养之外,具体规则的教育也非常关键,“不光是不用这个理念,还要对反的规则非常熟悉。如果因为不熟悉规则而失误被处罚,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此外,这些反教育也不光是运动员本身, 还包括随行人员,如队医、领队、教练、家长等。”

在为反工作不断付出的同时,退役后的杨扬也一直在关注和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

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在刚退役那段时间,曾对体育一度感到疲惫和迷茫,但彼时正是参与体育公益活动的经历,让她看到了体育给青少年带去的能量,这使她重新燃起了对于体育的热情。

在退役后担任各个体育组织职位的同时,杨扬自己也在进行着一系列体育事业的探索,比如成立冠军基金,开展青少年体育公益、退役运动员转型帮助等工作。

此外,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热爱的冰场,开办了培训机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培养冰上运动的青少年一代。

在杨扬看来,自己身上的各种不同角色,并不“割裂”,反而可以互相融合:“这些工作看上去没有多大关联,但其实关联蛮大的,虽然在国际体育组织更多是理念层面的工作,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工作经验,是很难提出意见和建议的。”

“我特别庆幸自己做了非常具体的工作,比如冠军基金、冰场。国际奥委会也特别重视青少年运动的发展和支持,其实和我这些年做的事情,从理念到细节都非常符合,这可能也是我能够在国际组织长期工作的一个原因。”

在杨扬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体育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积极的改变,“体育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体育人我很幸运能看到这些发展。”

“像我自己的冰场里有上千个孩子滑冰,大部分家长都是希望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性格开朗等,并不会说来了就要拿冠军。而我们小时候参与体育基本都是有目标的,带着任务的,这就是非常大的改变。”

“同时这也能给竞技体育带来很好的补充,参与人群越大,有天分的孩子就越可能脱颖而出,我经常说小时候是体育选择我们,现在是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体育,这是很大的区别。”

“冬奥会之后就有很多孩子来我的冰场体验,我很欣慰。冬奥会是推广冬季运动的高峰,但大家并没有认为冬奥会结束了,热度就会下去。”

“一旦大家对运动感兴趣,就会自己去体验,这是冬奥会所留下的巨大的遗产。”她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从体育公益而言,现在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组织与我们冠军基金合作,将体育作为内容和工具纳入他们的公益项目里面去,证明越来越多人都认识到了体育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们参与体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大,比如原来的‘80后’、‘90后’,很多都是练习钢琴、舞蹈等,现在体育则越来越热门。”

“加上北京冬奥会的推广,谷爱凌、苏翊鸣等体育明星的走红,很多家长都在讨论,想着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变得这样阳光。”

不过在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当中,杨扬也清醒地看到,体育文化的积淀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会像其他一些产业一样,资本入场之后就能立刻产生巨大的成效,这是一份更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事业。

“体育不一样,需要发展的基础,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普及体育、增加参与体育的人群。这些年我们看到了青少年体育的普及,等到他们成长之后,我们会看到体育的盘子越来越大。”

“体育需要积累,我们现在观看者不少,但是从观看者到参与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在很多大城市里还是没有实现15分钟健身圈,未来在城市升级、青少年培训的规范管理这些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而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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