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的新型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和逐渐普及,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要知道,传统中国的藏书楼虽然不少,却大都是只有少数人才可以使用的。而在上世纪初让图书馆走向平民的“新图书馆运动”中,南京不仅是启蒙地之一,也是后来的三大中心之一,影响遍及全国大部分省份,还涌现出一批知名图书馆学人,为现代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天下文枢所在,南京历来为藏书兴旺发达之地,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业绩堪称冠绝四方。位于甘熙故居内的津逮楼、清代大诗人袁枚的随园书仓、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万轴楼等,都曾经是名扬天下的著名藏书之处。

然而,在古代,图书文献一向被视为私有珍品,藏书楼的读者,大多仅限于藏书的主人,至多再加上其亲朋好友。比如明代天一阁,就曾严格规定“书不出阁”,别说让外人进去看书,就连自家的子孙后人随便开锁进去也要受罚。即便是一些寺观、书院的藏书楼可以对外开放,最终能从中受益的还是限于特定的某些人,对于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是很难有机会进去一睹真容的。

据《南京通志文化事业卷》记载,清末民初,南京在全国率先创设公共图书馆。缪荃孙创立的江南图书馆就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教会学校的图书馆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然而,即便是最初建立的这些公共图书馆,往往依然更像是官办藏书楼,还有限制读者到馆、阅书还须先花钱购卷等规定。正如余敏甫在《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所述,“但非士夫官吏,即不得享其权利;虽积学之士,苟无势力,亦不得入其门。盖专制时代,阶级观念深刻,限制之事,在所不免耳”。而这,也是新图书馆运动中批判旧藏书楼的重点。

给图书馆带来真正变革的,是新图书馆运动所倡导的“开放、平等”的核心理念,而这也是新图书馆与旧藏书楼最大不同所在。用中国图书馆学先驱、金陵大学教授李小缘的话来说就是:“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工、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齐欢迎。”在他看来,“图书馆的书是动的,是要流通的,不是藏着落灰摆空架子的。”

李小缘还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呼吁:“真正革命精神之图书馆,不仅搜集保存而已,主要职志,在能使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得享其利益,或为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费之资。总之,古之藏书楼重在保存,公共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以利民生者也苟能一日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使能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也。”

正是在“要让更多人走进图书馆”的理念指引下,当时的图书馆还设立识字班、阅报室,使得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妇女儿童,以及那些经济困难的读者,也都能前来各得所需。政府部门也通过举办讲演和展览、设立图书馆代办处、开展巡回书库借书、设立学校文库和家庭文库等方式对新图书馆进行大力宣传。

统计资料显示,到1936年,南京各类型图书馆已达到52所。而开办于1932年的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时期,该馆读者来自政、法、军、警、农、工、商、学、医等各个业别,说明新图书馆已经得到民众普遍认可。

这场开始于1917年的新图书馆运动,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正是由于其所宣传的新图书馆理念,让社会大众可以平等获取书刊自由阅读,从中得到更多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这种逐渐走向平民化的新图书馆,承担了社会化的责任,大大促进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积淀了丰厚的人才资源和思想基础。

目前对于新图书馆运动结束的时间说法不一,但公认的是,其序幕是在1917年拉开的。这一年,被派到美国接受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沈祖荣学成归国,之后便奔赴全国各地演讲,开始大力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黄炎培1915年赴美考察时发现了这位我国留美研习图书馆学第一人,于是促成了1917年江苏省教育会邀请沈祖荣前往讲演。此后,沈祖荣的足迹遍至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河南、山西等地。这一轮演讲活动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期间,沈祖荣向听众详细阐述了图书馆的功用与教育、农工商各界的关系,将美国等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和态势与我国的状况作了比较,也介绍了新型图书馆的功用及组织办法等。

其中,沈祖荣于5月7日在南京演讲的主题为“图书馆为富国强民之基础”,令听众大开眼界。《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7年第5期发表了《沈绍期先生讲演图书馆纪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次演讲,为沈祖荣首次巡回宣讲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使南京成为新图书馆运动启蒙地之一。

事实上,在此之前,有关新图书馆的理念早已在南京萌芽、生长。1913年初,金陵大学的克乃文教授在该校文科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直接向学生引介近代美国图书馆学理论与知识。这被中国图书馆学界视为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学活动,而克乃文也被称为“在华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第一人”。这虽然只是文科下设的课程之一,而非专业学科教育,仍被视为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肇始,比1920年韦棣华和沈祖荣在武昌创办文华大学图书科早了7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图书馆运动高潮时期,形成了武汉、北京、南京三个中心,影响辐射了全国大部分省份。在这一时期,南京涌现出了以金陵大学李小缘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图书馆学人。作为新图书馆运动中后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小缘提出了诸多关于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新理念,在民众图书馆建设、读书运动倡导、专业人才教育、全国图书馆事业标准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李小缘1921年赴美留学,获得了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和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李小缘留美期间,正是美国新一轮图书馆运动的一个高潮期,受此影响,李小缘提出了“图书馆即是教育”这一思想,后来这也成为他的行动纲领。李小缘通过系统化对比,对旧式藏书楼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同时也开始对近现代图书馆功能进行系统总结。

李小缘学成归国后,由克乃文推荐,于1927年和刘国钧、万国鼎等一批学者,在金陵大学创办图书馆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这也成为我国注册大学第一个图书馆学系。

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报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在今日图书馆界中,颇占相当地位;在中国各大学中,除文华专科外,设立图书馆学系,可称仅见。研究图书馆学者,若刘国钧先生对于分类,李小缘先生对于编目,万国鼎先生对于检字法,均系国内一时权威学者,担任该系教授,实为难得。”文章还称:“当今中国图书馆界人才与学术,两形贫乏之时,该校图书馆学系之贡献,实为重大。”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成为我国最有代表性、最早培养中国早期图书馆事业人才的两个教育重镇。两者相比,文华大学图书科更多是仿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加以变通而成的,而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则更加注重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且从课程设置上看,有《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中国重要书籍研究》《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等,已不再有明显的中西之分。

1918年以后,全国各地图书馆协会相继建立,1925年4月,有56名教育家和图书馆学家参加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新图书馆运动高潮的到来。这个承担全国图书馆管理使命的协会,原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然而鉴于时势,直至1929年1月始在金陵大学举行了第一届年会。

此次年会盛况空前,有社会各界200余位文化名人参加,通过议案54件,健全了各种专门委员会,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的纵深化发展,开启了中国新图书馆事业的新纪元。

作为大会的实际组织者,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兼教授、江苏图书馆协会主任李小缘,在此次年会当选为执行委员、执行部副部长、编目委员会主任。年会大多数提案均由南京高校的学者提出,李小缘先生一人就有29件,其中关于图书馆事业立法和工作标准化的提案为我国早期图书馆标准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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